的洒脱中，在大陆亚区域丰富的精神资源中，以及在20世纪的民族苦难所磨砺出的革命激情中，能够看到其具象化的存在。

    然而，这种种多元性，在当前更多的是作为现成存在，仍有待被更有效地整合进统一的规范性秩序当中，否则多元性的价值便难以获得充分释放。多元要素的统一性要获得一个法权形式的有效表达，方能使质料因获得形式因的整合。

    而对形式因的追求，将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表达为中国与世界的合题，表达为普遍宪制的生成。

    <spass="bold">三、生成中的世界与普遍宪制

    <spass="bold">1.生成中的世界<spass="mark" title="本小节和下一小节的部分内容的探讨，亦可参见向东、施展《从“民族意识”到“民族精神”》，《文化纵横》2014年第1期。">

    狭隘民族主义的视野，使我们无法恰当地理解世界，看不到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结构性意义；也无法恰当地理解自身，看不到中国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意义。这双重的盲区，实际上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那么，对这双重问题的解决，也必定是同一个过程；或者说，真实地理解世界，与真实地理解自己，也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狭隘民族主义对于自身与世界都抱持着强烈的前置观念，将“自我”和“他者”理解为不可被穿透、不可被还原的致密体。而实际的世界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是一个历史的而非观念的世界。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是一个随着工业技术和贸易络的出现而出现的新世界，伴随技术和贸易的发展而发展，处于不断变化、不断生成新内容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近代以来深度地参与到这一历史过程中，与世界形成了深刻的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这个生成中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扩张性以吞噬吸纳各种各样“自我”的主体性，将它们都纳入进程当中；任何国家与民族，都不过是这个进程的变量——即便它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也只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构成性部分。现实当中的每个国家都是一种多孔化结构，国与国之间深刻地相互依赖、相互穿透。从商业史经验上来说，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法律经济架构，有可通约性。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有各种自利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但只要它立基于这种可通约性，其自利行为都有外部溢出效益。这种微观活动形成的经验具有普遍主义倾向，杰出的政治人物，就在于能够找到表达这种普遍性的宣传方式，以此形成有实践基础的对民众的动员。

    这样的政治动员，会诉诸民众对本国的特殊情感，但这种情感并不会发展为对他者的拒斥关系。因为它能意识到，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多种主体性普遍联系的世界，在普遍联系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演化出各种规则和络，并且不断地把这些规则积累为经验。没有只存在于观念中的虚幻的主体性，只有存在于普遍联系中的主体性，民族的精神性存在正是生长于这种普遍联系之中。对这个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打破了那个稳定固化的“他者”的幻象，“自我”与“他者”绝对对立的世界消失了，从而超越基于“自我”与“他者”之对抗关系的民族意识。在这种世界进程中，民族的自我认识就恢复了它的历史主体性，它不是在对峙关系中确定自我的观念，而是在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实现民族的主体性。它把世界理解为民族的自我实现，把民族理解为世界的普遍联系。

    对这样一个正在展开、生成中的世界，我们对其应有一种实践论的认识方法，就是在中国参与这个正在展开的世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认识方法。世界不是一个给定的、有待我们去认识的对象，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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