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又在不断地推动着新的政治认识的过程。这个互动的过程没有终结，它始终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生成。可以说，“林肯论辩”是政治的存在方式和生成过程。把历史拉长开来看，这种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在英语国家发展起来，并逐渐覆盖了那些抱持观念论的历史政治观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持续不断地深度融入全世界，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我们纯粹内政的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性效应。这些都使得我们过去对于世界的认知模式遭遇严重挑战，无法真正意义上地理解自身与世界。倘若始终无法获得“林肯论辩”式的认知与理解方式，中国将无法理解外部世界的正常诉求，即便是外部世界发起谈判的请求，也可能会被中国视为围堵而遭拒斥。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精神解放”运动，而不仅仅是一场启蒙。这里的所谓启蒙，是指在蒙昧的状态下开眼看世界；所谓精神解放，是指在根本上改变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启蒙可能带来大量的信息，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信息的意义为何。因为，任何信息，都只有在特定的认知框架下才会呈现出其意义，没有脱离开认知框架存在的赤裸信息；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所谓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构我们的认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无法简单地通过另一次启蒙来完成的，因为这很难突破观念论的结构，只不过会让我们落入新一阶的将民族理解为致密体的误区。“林肯论辩”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浮现出来，它有两重意涵：第一，我们需要有历史政治观上的转变，对世界秩序进行全新的理解与实践；第二，中国需要在精神层面上进入不断自我解放的过程，它可以通过林肯论辩的方式进行。新的历史政治观在此论辩中浮现出来。

    视野进一步打开的话，可以说，在世界层面上也需要开展国际交涉的“林肯论辩”。欧洲历史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启示。二战前欧陆的民族主义都是观念论的历史政治观，它们都指向特殊主义的、割裂普遍空间的世界秩序想象，这些致密体之间的理念关系是“命运对决”，无法进入“林肯论辩”。二战后的欧洲统一进程，终于超越了那种特殊主义的秩序观，欧洲内部的安全问题不再成其为问题，于是一种“林肯论辩”的过程在欧洲框架下展开了——从早期舒曼、莫内关于欧共体的声辩，科尔关于德国统一的应急设计，到德斯坦领导的欧洲宪法讨论，再到近年哈贝马斯对欧盟的警示演说，林林总总。经贸过程走上了与政治过程合一的进程。这段历史可能是未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某种小规模预演。

    至此，我们的讨论进入到了一种基于普遍视角的世界历史哲学，中国的自我意识要在这个层次下再获审视。通过认识论意义上的“林肯论辩”，形成新的历史政治观，是全球化的历史实践，是某种意义上无从避免的宿命。一如塞涅卡所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就世界秩序而言，还有着超越于欧洲乃至西方之上的更深一层的普遍性，这就需要“林肯论辩”在几个世界历史民族之间继续展开。它将重构这些世界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世界秩序最终进入一种去主体的主体间性的进程之中。这样一种论辩，将是对中国的全球历史意识的发现过程，会促成中国的精神解放。它既要在中国内部来展开，也要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来展开，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中国发现自己的全球历史意识的问题，也涉及美国的全球历史意识的重构问题。

    对美国来讲，它面对着怎么消化中国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挑战的问题。消化的第一步当然是理解对方，而这种理解不可能纯粹观念运动式地完成，它一定要进入一种“林肯论辩”的过程才可能展开。在这个理解、消化的过程中，美国将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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