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取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仍以民族主义观念来引导的话，这两个任务彼此矛盾，结果哪一个都无法实现。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超德意志的欧洲框架，德国的重建必须以这个框架为前提。阿登纳就此引领德国开始了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他后来回忆道：“我们过去由于战争而负罪深重；现在，我们德国人不是更有责任，要用我们全部精神的、道德的以及经济的力量，为这一个（联合起来的——笔者注）欧洲的诞生，为使这个欧洲成为和平的因素而奋斗吗？”<spass="mark" title="［德］康拉德&middot;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1945—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76页。">阿登纳更进一步设想了以德国和法国为“欧洲合众国”引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使欧洲有能力应对冷战的挑战，从而奠立欧洲特殊的历史地位。阿登纳的远见带来了德国与欧洲的和解，启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此后，德国不再是德国人的德国，而是欧洲人的德国，德意志在欧洲架构内重新定义了自身。看似不可能的双重任务，就这样实现了。

    与德国自我超越的精神转型并行，法国也出现了这种精神转型。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科耶夫向戴高乐提交了《法国国是纲要》一文，提出，二战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再优秀，也不可能有效维系自身的地位了。未来是帝国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资本主义帝国和苏维埃帝国将统领世界。法国若不能实现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精神转型，领导欧洲国家建立起一个超越于法国之上的拉丁天主教帝国，则法国和欧洲都将沦入二流甚至三流的境地；而一旦能够引领欧洲完成这种联合，新的帝国将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力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要素，以及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涵养之所。<spass="mark" title="参见［法］亚历山大&middot;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载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这篇文献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的欧洲联合奠立了伦理基础，科耶夫也成为法国参与欧洲联合的谈判代表。在阿登纳苦苦思索联邦德国与法国更具体的和解方案之际，正是法国外长舒曼率先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spass="mark" title="阿登纳回忆，舒曼就该计划写来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他的建议所要达到的不仅仅是经济性目的，更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性目的；阿登纳评价“舒曼计划”为“完全符合我长久以来所主张的关于欧洲基础工业联营的设想”。参见［德］康拉德&middot;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1945—1953），第373—374页。"> 两个引擎国家同步实现世界主义转向，是欧洲联合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大陆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向很难孤立完成，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当中实现。

    更进一步，欧洲联合的理想不是二战后才出现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圣皮埃尔在18世纪初所提出的欧洲联邦的主张。如果说欧洲联合是一个国家间的契约的话，其致命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一个公认的第三方执行人，对违约方施以惩戒，以作为契约执行的担保，如果各国面对违约可自力救济，则相当于没有联合。故而，欧洲联合长期以来只能作为梦想存在。到了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一个第三方执行人出现了，欧洲联合才成为现实。所以，可以说陆地霸主实现转型后所推动建立的区域秩序，仍是全球霸主所给定的全球秩序下的次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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