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构秩序，但任何一个建构秩序都要在与其他多个建构秩序彼此之间不断的博弈、磨合的过程中展开，磨合出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自生秩序，建构秩序只不过是这更大的自生秩序内部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动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分享、互联、重组等等，聚合为世界秩序。互联刚好就是对人类秩序这种演化逻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技术模拟，并且这种技术的出现，可以大幅加快人类秩序的演化节奏。

    未来世界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必定依托于互联（以及人工智能）的时代大潮，能够存活的传统产业一定是以互联为载体被重构过的，否则将难以获得行业本身的效率，以及进入市场的渠道。互联压缩掉了时间与空间，使得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正在以极为深刻的方式，重构各种产业的逻辑，重新定义着成本，重新定义着竞争力；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抑，人们只能顺势而为，而不可能在实质上扭转趋势。各种传统产业在这个时代都获得了新的“形式因”，那就是互联。

    互联的两个根本要素是技术上的创新和络的规模，就技术创新而言，效率最高的无疑是美国，就规模而言，美国也有优势，但最有优势的无疑是中国，这进一步地锁定了未来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国家。截至2016年，世界前十大互联公司，只有中美两国的公司，不是无原因的。

    中国的经济创新与转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互联式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高度地分布式展开的，而不可能是集中式展开。任何试图集中式对其进行控制的努力，都只不过会为转型过程徒增阻力；甚至不那么强调控制的努力，姑且称之为集中式的引导，也不可能成功，而只会徒增摩擦。因为分布式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方向不可预知，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努力，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分布式络当中被转化出事先预想不到的结果。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其内部本身便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更是无法被简单地计划，小国在可计划性上还大于大国。所以，为了能够让中国经济的转型尽可能的平滑，以便尽量平稳地度过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危机，其条件反倒是，政府要尽可能地减少管制，放手让民间去干，同时提供一个尽可能公平的规则平台，让每一个参与者对于规则都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对其商业前景及财产安全性形成稳定预期，才能让经济转型更加有效率地展开。而这个规则平台本身，也要在互联式的分布式过程中，逐渐地演化出更适合动态需求的规则秩序；这意味着，初始的规则平台本身就需要有一种开放性，以便容纳规则演化的过程，否则初始平台会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被人遗忘。

    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此时便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而被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外部约束条件，也约束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中国在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机会，也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巨大的责任。

    <spass="bold">二、世界秩序的失衡与金融危机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个过程也造成了全球秩序的严重失衡。由技术变迁导致的秩序失衡乃至政治变迁，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并不新鲜；但就技术变迁所致的失衡样态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而言，这次与历史上又有很大不同。

    大航海与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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