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的西方国家，边缘提供原材料，国际贸易的利润分配偏向于中心国家；“双循环”结构出现，资本、技术和法权秩序仍由西方国家提供，而制成品由中国提供，原材料仍由发展中国家提供，但流向中国。第一循环近于过去的“中心”，第一循环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二循环的关系近于过去的“中心、边缘”。“中心”的内在裂解，使得沃勒斯坦所观察到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的永久性悲惨地位有了突破的可能。裂解开的制造业秩序和资本、法权秩序会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积极博弈，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权重；博弈的双方会竞相从边缘地区争取盟友，这在未来应该会逐渐呈现为一系列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以及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安排，使得边缘国家在贸易红利的分配当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此外，还有一个蕴含独特力量的支流同时影响着所有国家，那就是能源的流动。能源的地理分布处于高度不均衡状态，而富含能源的地区恰恰是安全秩序有问题的地区；由于资源诅咒，能源国家其他产业往往相对孱弱。于是，它们从肯定性的层面和否定性的层面都对世界秩序产生独特而又巨大的影响力。

    完全可以想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格局会处于一种大致固化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会将更大的精力置于价值链的上游，通过品牌渠道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来获取高额利润；同时，美国仍然引领世界的法权秩序和金融秩序，掌握世界货币，规定着世界的安全秩序，并且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这些都使得美国有能力支撑“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领导人的更换及其政策的改变，并不足以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内在逻辑相对抗，只会形成一些微调。东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会着重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接于上游的发达国家。能源国家则通过其能源产业的发展，获得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发言权。这三种经济样态，也即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和能源国家，大致勾勒了可预见未来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其他国家将会被整合到这个或那个经济圈里。<spass="mark" title="对这三种经济圈的划分，是笔者参与的“大观”学术小组在几年来的系列研究逐渐得出的结论。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比较典型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副总裁朱民，此处对三种经济圈的命名就是借用了他所提出的概念。朱民先生在“2013亚洲金融论坛”上曾提出，目前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拓扑关系图。第一个“国家群”是欧洲和美国，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以往更趋紧密；第二个“国家群”是泛亚洲国家群，其特点是由供应链垂直整合形成的，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在此列；第三个“国家群”为能源供应国，比如俄罗斯、阿拉伯国家等，它们的能源政策大同小异，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参见《证券时报》2013年1月16日。"> 中国处于泛亚洲国家的领导地位。这里的所谓泛亚洲并不能由地理概念来定义，而是由经济运行的耦合程度来定义。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原材料生产这一比较优势，构成生产流程上的制造业上游环节，与制造业环节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应被归入泛亚洲国家的类型，而泛亚洲国家间的经济循环差不多就是第二循环。

    在目前的“双循环”结构中，可以识别出两个引擎力量在共同推动它的运行。一个是美国，它拉动着第一循环；一个是中国，它拉动着第二循环。第一循环是第二循环的条件，或者说这双引擎里，美国是主引擎，中国是副引擎。在理想状态下，发展中国家（包括目前的能源国家）还应有（若干个）第三引擎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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