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零部件、半成品的生产地、流动方向发生变化，中国倒闭的部分企业，其中的资本、人力会被本土新建起来的其他类型企业所吸收，这是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没有哪个东亚国家会因为供应链的结构性重构过程而退出这个庞大的供应链络，此时真正有效的分析单位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经济，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经济。在这种分析视野下，会看到各种企业在微观层面上改变自己的节点位置甚至地理布局，但供应链络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受到本质性的影响，而中国在这个供应链络当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压倒性规模，使得供应链的重构始终会以中国为中心。

    供应链络的重要性浮现出来之后，定性地说，它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制造业的成本构成结构。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土地、资本和劳动三个要素，通过观察要素价格来讨论成本问题；制度经济学则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供应链管理能力的重要性，使得交易成本的内涵以某种方式被深刻重构，它以一种目前很难量化的方式令成本控制的关键发生了变化，假如不能有效地实现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将无法做好。当然，这里的所谓供应链管理，不是中央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指一个制造业企业是否能把自己有效地嵌入到供应链体系当中。一旦有效嵌入，这个供应链将自动运转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把供应链管理能力这个要素纳入进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劳动力、土地的价格事实上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为决定性的要素了。这也是中国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之20世纪80年代已经大幅上升的21世纪，制造业却能更快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被取消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拉美、东南亚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性总结。这些追求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其制造业过程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每个国家自己搞一摊，各国的成本构成结构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背景下，一旦某国达到中等收入，此时其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相应上涨。而其他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它的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自然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于是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而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出现，却使得生产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集聚区内诸国家之间大规模的半成品贸易，意味着已经进入工序性的跨国分工层面；这个制造业集聚区的形成又以西方创新经济的拉动为前提。如果我们把创意、生产、分销等环节视作价值增值过程当中的工序的话，它们也都进入了工序性的跨国分工乃至全球分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前提已经被取消。

    供应链的规模效应会带来一个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出现了某种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否则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而与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进行全面竞争，更加可能的是现有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说，中低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转移，<spass="mark" title="要强调的是，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供应链络所能承接的主要是中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很难转移过来。高端制造业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工业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高端制造业的成功，需要两个条件来满足，一是制造过程的超级精密性，一是生产工人特定的职业荣誉感。高端制造业的精密性基于严格、一丝不苟的操作规程控制，这种严苛的规程只有在一种毫不通融、恪守规则的文化下才能被有效遵守；而太容易通融的文化，则其操作工人及监控机制都难以确保操作规程的一丝不苟性，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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