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确保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统一与适度繁荣，以及确保英国对其的控制。正是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英国赞同美国在19世纪末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庚子之变后，会同美国重申此一政策，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保证中国不被肢解。

    而在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层及其智囊团看来，世纪之交的时代正面临着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巴黎向外转移的契机，它或者向东移至柏林和彼得堡，或者向西移到纽约。这个重大问题最终将取决于由哪一方控制亚洲市场，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将会展开竞争，所以英国和美国这种海洋民族应该结盟对抗非海洋的俄国人和德国人。<spass="mark" title="参见［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卷，周桂银、杨光海、石斌、刘飞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52—453页。美国的相关战略思考，还可参见［美］阿尔弗雷德&middot;塞尔&middot;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生活&middot;读&middot;新知三联店，2007年。"> 这样一种战略规划，也是后来美国能够顺畅地接过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远东战略一直延续到一战结束，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什么太大变化。在辛亥革命后，英国很快主导并带同其他列强，向袁世凯发放了“善后大借款”，力图以此扶植起一个有能力在中国维系基本统一局面、保证市场繁荣的政权；同时，通过五国银行团的协同行动，将其他列强也捆绑在同一利益格局当中，以确保英国所主导的远东格局不受挑战。英美两国的这种政策取向，是中国在最衰弱的年代中得以“以夷制夷”，不至于彻底遭到瓜分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是出于英美的善意，而是出于它们对于自身最佳利益的判断。

    <spass="bold">3.一战及其后的英美转捩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仅是让列强关系彻底洗了牌，美国和日本都崛起为强国，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全部崩溃；一战还带来人类在国际秩序观上的深刻变迁，即，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这种理念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脱离开实力对比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现实主义对实力的讨论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它认为，和平的基础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力量均衡将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战争来实现政治目标，而只能通过大国间的和平谈判来实现。只有这样，和平才是有保障的；试图简单地通过各国间的善意来实现和平，这种和平是没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其他国家的善意是否可靠。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spass="mark" title="国际政治大师汉斯&middot;摩根索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堪为经典。参见[美]汉斯&middot;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但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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