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取代欧美诸国而对支那进行帝国主义支配，那么东亚协同体的真正意义就无法实现。在驱逐白人帝国主义这一口号中，应该驱逐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白人。……以东亚协同体建设为目标的日本，自己不能成为帝国主义。”<spass="mark" title="《三木清全集》，第312—313页，转引自李永晶《日本精神史论纲——近现代日本的自我意识分析或中日关系的思想史解读》（未刊稿）。">

    于是，日本思想界通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形成了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认知，这是留给战后日本的一份重要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便传入日本，其在日本思想界有着重要影响，并且构成了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之理解的最初来源，乃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spass="mark" title="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一种复杂的精神史就此呈现出来，日本的普遍主义理念——亚洲主义，在中国激活了民族主义；日本借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在中国激活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普遍主义——共产主义。

    这样一种复杂的精神史，实与中日两国对于彼此的历史意义的巨大差异相关。对日本来说，认知中国，是其认知自己的首要条件；对中国来说，认知日本，并不一定是其认知自己的首要条件。于是，在日本试图以其普遍主义克服中国——亦即从军事和政治上压制中国时，日本反倒成了中国认知自己的首要条件，民族主义就此被激活了；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知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并表达出善意时，中国的视野则会在一种相对从容的状态中再度回复到普遍主义格局当中；但中国的这种普遍主义倘无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恰当理解，则日本仍然无法摆脱那种精神压制，前面所述的各种精神纠结会继续构成其国际战略上的动力，这带来了近年来日本的一系列外交谋划。中日两国的精神纠缠，正是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精神史以及日本精神史的核心线索之一。飘天文学小说阅读_www.piaotia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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