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战可以视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伊斯兰教这种比佛教、摩尼教等更有活力的普遍性理想，其精神世界在西域向大唐掀开了其面纱。但此时正是盛唐的最巅峰时期，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绚烂与奢华，远观着中亚怛罗斯之战的鲜血，觉得这些危险还只是远方天边的乌云，而未曾留意到东北亚已在隐隐作响的渔阳鼙鼓，四年后它将带来帝国的天翻地覆。而西域传来的宗教，在这个过程中以更深刻的方式嵌入了中国历史的精神历程。

    <spass="bold">三、安史之乱与西域新命

    <spass="bold">1.安史之乱与胡人秩序

    从太宗时期开始，大唐就重用番将。陈寅恪先生注意到，太宗所用番将皆是部落酋长，番将统领的是其本部落；玄宗所用的番将则是寒族胡人，番将统领的是诸不同部落。<spass="mark" title="参见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00—301页。"> 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区别。

    太宗时代之所以起用番将，盖因在彼时府兵的战斗力已开始下降，故而太宗一朝的东征西战开疆拓土，多赖番将及其部落之力。太宗兼具汉人皇帝及草原英雄的特质于一身，与大多数重要的突厥首领建立了个人联系，他极其熟谙草原上的政治逻辑，对其运用达出神入化之境；在依循该一逻辑分化并击溃突厥帝国之后，又将突厥部落组织并入唐朝政府机构之中，突厥首领成为大唐官员，突厥人是因为尊太宗为“天可汗”而接受了这种官员身份，而非因为尊其为皇帝，当然，与中原式官僚体系里面的官员并不是一回事。<spass="mark" title="参见［美］托马斯&middot;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178—184页。"> 太宗的这种草原视野，是以其与鲜卑游牧军人常年打交道的战争经验为前提的。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有这样一种战争经验，也不具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并且大唐定都长安，虽然有着遥制关东的考虑，但是毕竟远离农耕、游牧过渡地区，从而无法再获得治理草原所需的知识。<spass="mark" title="尤其唐朝处在历史上的小暖期，此一过渡地带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幅北移，长安离过渡地带的距离变得更远。关于气候周期，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所以，到了高宗朝后期，突厥脱离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

    这就是玄宗朝任用番将的时代背景。他为了抗衡关陇军事贵族，又为了免除身为部落酋长的番将形成独立王国，故而重用在中原了无根基、在草原也身份不高的人，东北军镇的安禄山、西北军镇的哥舒翰等人皆是因此而获得飞升的机会。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多有出将入相的本事，时任宰相李林甫为了阻止这种人对自己的位置构成威胁，尝上奏玄宗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spass="mark" title="转引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iddot;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8页。"> 这刚好与玄宗的意图一拍即合。但是玄宗并不知道，即便安禄山是寒族胡人，也不意味着会有与中原寒族同样的政治逻辑，草原上的秩序另有一种逻辑。玄宗试图用西北军镇制衡东北军镇，但对军镇内部的政治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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