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虽然民间的货币被朝廷收走，但是经济并未陷入严重萧条；而秦二世之际战乱平息未久，人口数量犹未恢复，遂致失败。武帝幸运地避免了亡秦之祸，但盐铁专卖与铸币权的上收强化了集权秩序，反过来压制了社会的活力。对外战争用给无度，即便统收铸币权，仍然国用不足。于是武帝多次改铸货币，使其面值高于实际价值，又发行皮币等。紊乱币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spass="mark" title="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90—192页。"> 通货膨胀使得民间开始减少货币的使用，反过来更多进行实物交易；豪族兴起，小民投靠，使得大量的实物交易在其势力范围内部具有了更高的效率，货币更被储藏起来。于是，曾经号称“多金”的西汉王朝，在武帝中期之后贵金属流通量骤然减少，皇帝对臣子的赏赐再也不像此前一般出手阔绰。

    所有这些，都是汉武帝好大喜功政策的自然结果，但亦可说这是普遍理想激荡下的特殊帝国在很大可能上会导向的结果。武帝的努力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一方偏移，但是由于上一次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经济资源的潜力已经开发完毕，新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尚未出现，武帝的这一系列努力带来了反效果，其雄图大略带来了帝国的辉煌武功，但也埋下了帝国瓦解的种子。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痛陈：“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才免得周厉王与亡秦之祸。<spass="mark" title="在田余庆先生看来，汉武帝的作为，有一个从用武到“守文”的治国策略转换过程。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载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辛德勇先生在新著《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生活&middot;读&middot;新知三联店，2015年）一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汉武帝的这种“策略转换”，并非历史真实，而更多的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一种历史构建。但辛德勇先生也同意，汉武帝较之秦帝，至少是更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做战略收缩调整。">

    <spass="bold">三、从豪族崛起到中原陆沉

    <spass="bold">1.东汉从中兴到瓦解

    武帝之后，均衡点以更强的力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反弹，豪族越发势大，小民投入豪族门下求庇，朝廷税基渐渐流失，西汉逐渐走到困境无法自拔。王莽最终在众望所归当中受禅登基，力行托古改制，皇族刘歆复以其谶纬之学为王莽的各种作为提供正当性。新莽一朝依照《周礼》，宣布土地均属国有，名其为王田，不得自行买卖，奴婢亦不得私自买卖，将盐铁、币制、山川林泽等收归国有，设五均六筦平抑物价，力图以这一系列举措来抑制豪族。但这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啻对社会财富的一次大洗劫。

    豪族不甘坐以待毙，遂奋起反抗。最后在出身南阳的豪族领袖刘秀的带领下，推翻新莽，建立了东汉。刘秀的统治基础是这些豪族，所以建立政权后并未脱离豪族的大本营以定都关中，而是定都在了洛阳，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结构。

    看罢两汉，再考察后世隋唐帝都变化，可以说豪族社会下，帝国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呈现为东西关系，两个焦点是长安与洛阳，会有主副两条线索的呈现。其主线是，君主欲抗衡对自己有威胁的豪族，则与这类豪族分处函谷关两边，西汉是据关中以制关东，隋炀、武周处关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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