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第110页。"> 这意味着土著部落内部的权威结构发生了变化，家族结构和财产分配结构也发生变迁，从而意味着整体社会结构必将经历改造。过去那样一种灵活的、易于规避外来统治的社会结构无法再持续，帝国力量得以继续进入。

    在帝国统治技艺当中，君主与平民结盟，以对抗、压制作为社会中间机制的豪族和官僚，又与豪族、官僚结盟，来压制平民的过度反抗，最终形成君主、豪族（或官僚）、平民之间的力量均衡，君主居间进行全局性的操控，这种统治技艺在土著地区被小规模地复制出来了。改土归流之前，黔西南的百姓、家奴等依从不成文的传统，对土目有着高度的服从关系；改土归流之后，地方官员面保障家奴的权益，纵容他们适当地背弃主人，禁止土目参与缉捕事务等，原有的不成文惯例的约束被大量打破，土目在地方的权威与控制力大幅衰落。而流官不会任由家奴无顾忌地对抗土目，他们会在打击土目与不让其完全丧失权威中间寻找一个最佳均衡点，从而使得帝国官员成为当地最高的操控者。<spass="mark" title="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第196—202页。">

    对愿意与帝国合作的土著来说，其在与其他土著的竞争中能获得独特的优势，合作者便会逐渐呈现出汉化的趋势，以获得帝国系统更多资源的支持。竞争失败或不愿合作的则会向大山的更深处，也就是河流的更上游迁徙，以保持自己的原有特征。随着当地原有社会结构的瓦解，秩序的重构过程形成了一种“歧视链”的结构。

    以川西北羌族地区为例，到了民国时期，当地的自我认同呈现为：住在河流下游的人，自视为汉人，将上游的人骂作“蛮子”；而他们本身又会被更下游的人视作“蛮子”。<spass="mark" title="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十二章《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在汉人自己的历史叙述当中，所形成的对于汉与羌的界别意识，则伴随着汉人控制地区的不断拓展而不断变化。汉人的自我意识，也在与西南族群的互构过程中发生着变化。温春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这样一种汉化的过程，土著精英所改变的可能更多是文化认同，而非族群认同，他们在很多场合声称或者伪装出汉人的身份，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土著的认同，他们所认同的是帝国王朝及其所认可的礼俗与正统儒家思想，而非认同于汉人的身份。<spass="mark" title="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第309页。"> 这意味着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分离。东亚方向的日本、越南等国，在近代早期也陆续出现这种分离。<spass="mark" title="可参见本第四章第三节的相关讨论。">从中可以透视出儒家文化与儒家帝国的传播极限。在边缘地区方可以看出，这两种极限有着相当的不重合性，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不重合性的体现之一，就是西南地区在历史上持续的自治倾向。虽然帝国的统治通过改土归流深入到了西南，但当地的帝国官员也有其独立于帝国之外的利益，他们会依凭西南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独立性，而与帝国中央有某种疏离性。无论是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还是后来的吴三桂，中央政权对于西南的控制总是相对薄弱的，更不用说作为大西南地区核心的四川，人所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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