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少，家里生活困难，无钱料理母亲的后事，尸体只能停放在家中，愁得不得了。想来想去他壮着胆子给市公安局领导写了个申请救济的报告，送上去后心里还直扑腾，不知能否批下来，也不知多久才能批下来。当时这个报告送到了我的手里，我看完后就在原信及封皮上批示，要行政处酌情给予补助。行政处接到信后马上做了安排，及时拨付了救济款，使这个旧警察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么简单的手续，这么短的时间，事情就有了结果；喜的是他的老母可以入土为安了。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这要在以前，我这报告打上去，一级转一级，起码要转几个星期才能有结果，结果是啥还说不清楚呢。”这件事不仅使这个旧警察深受感动，对其他的留用旧警人员也有很大影响，使他们意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不歧视他们，共产党派来的干部都是清正廉明的，是关心、爱护并且肯于帮助他们的。这使得大多数旧警察由最初的不自愿而转变为自觉地向接管干部靠拢，心悦诚服地为人民公安机关工作。

    经过审查，在旧警察人员中认定为特务分子的有四百余人。对这批特务分子的处理，市公安局严格掌握政策，向打入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党同志了解情况并请他们认定处理意见。此外，还争取了北平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总队长聂士庆协助工作。聂士庆曾任北平市警察局秘、北平市民政局秘，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总队长。聂士庆长期效忠国民党、阎锡山，杀害革命干部群众，血债累累，罪恶极大。但他在北平解放前夕接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指示，营救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出狱，并掩护了我党在警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在南逃之前，煽动军统特务分子携枪逃散，最后是聂士庆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聂士庆带领刑事警察大队的军统特务及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登记，上缴了全部枪支武器。对聂士庆这样有立功表现的人，政府给予其宽大处理。对其他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有劣迹的和底细不清的人，市公安局领导研究后决定将他们全部集中，成立了“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人作进一步的审查。

    提起聂士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一次，我和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等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参观当年反动军阀残酷杀害李大钊同志所用的那座绞刑架。我们上天安门城楼时人多很拥挤，冯基平胸前佩戴的一支在当时比较珍贵的“派克”牌钢笔让扒手给偷走了。回来后大家都很气愤，认为这些扒手太猖狂，竟然偷到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头上来了。当天晚上我就找到了聂士庆，说了钢笔被窃的事。不料，第二天刚一上班聂士庆就把钢笔送来了。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旧社会里警察与盗贼相互勾结的关系，因而也必须对留用的旧警察进行教育和改造。

    对北平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的接管和从保警队员手中收缴武器，也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保安警察总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和嫡系军官控制的武装队伍，有官兵近两千九百人，编为六个大队、十八个中队、一个车巡大队、一个军乐队。四名总队正、副队长中有三名是军统特务、一名是中统特务；二十多名大、中队长中特务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武器装备上：每个大队配有两个步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个中队有一个手枪班，其他人员配有三八步枪。机枪中队配有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两挺，步枪六十二支，其他为驳壳枪、勃朗宁手枪等。保警总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反动武装警察部队。

    五四运动以来，保安警察总队屡次参与镇压民主运动，他们双手沾满了仁人志士的鲜血。为此，谭政文局长召集我和刘进中、张廷桢等同志多次开会，进行专门研究。军人出身的张廷桢深感要让敌人缴械投降，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艰难。谭政文指出：收缴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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