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安寨被围数月，高行周、符彦卿数引骑兵出战，众寡不敌，皆无功。刍粮俱竭，削柹淘粪以饲马，马相啖，尾魆皆秃，死则将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张敬达性刚，时谓之“张生铁。”杨光远、安审琦，劝敬达降于契丹，敬达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降敌乎！今援兵旦暮至，且当俟之。必若力尽势穷，则诸军斩我首，携之出降，自求多福，未为晚也。”光远目审琦欲杀敬达，审琦未忍。高行周知光远欲图敬达，常引壮骑尾而卫之，敬达不知其故，谓人曰：“行周每踵余后，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随之。诸将每旦集于招讨使营，甲子，高行周、符彦卿未至，光远乘其无备，斩敬达首，帅诸将上表降于契丹。契丹主素闻诸将名，皆慰劳，赐以裘帽，因戏之曰：“汝辈亦大恶汉，不用盐酪啖战马万匹！”光远等大惭。契丹主嘉张敬达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谓其下及晋诸将曰：“汝曹为人臣，当效敬达也。”时晋安寨马犹近五千，铠仗五万，契丹悉取以归其国，悉以唐之将卒授帝，语之曰：“勉事而主。”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惋而死。帝以晋安已降，遣使谕诸州。代州刺史张朗斩其使；吕琦奉唐主诏劳北军，至忻州，遇晋使，亦斩之，谓刺史丁审琦曰：“虏过城下而不顾，其心可见，还日必无全理，不若早帅兵民自五台奔镇州。”将行，审琦悔之，闭牙城不从。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国如此，何为复相屠灭！”乃帅州兵趣镇州，审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谓帝曰：“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丙寅，以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维翰仍权知枢密使事。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侯。帝与契丹主将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东，咨于契丹主，契丹主令帝尽出诸子，自择之。帝兄子重贵，父敬儒早卒，帝养以为子，貌类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契丹以其将高谟翰为前锋，与降卒偕进。丁卯，至团柏，与唐兵战，赵德钧、赵延寿先循，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刘在明继之，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

    己巳，延朗、在明至怀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杨光远降。众议以“天雄军府尚完，契丹秘惮山东，未敢南下，车驾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与范延光善，召崧谋之。薛文遇不知而继至，唐主怒，变色；崧蹑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见此物肉颤，适几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浅谋国，刺之益丑。”崧因劝唐主南还，唐主从之。

    洛阳闻北军败，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门者请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国家多难，未能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恶名耳；不若听其自便，事宁自还。”乃出令任从所适，众心差安。

    壬申，唐主还至河阳，命诸将分守南、北城。张延朗请幸滑州，庶与魏博声势相接，唐主不能决。

    赵德钧、赵延寿南奔潞州，唐败兵稍稍从之，其将时赛帅卢龙轻骑东还渔阳。帝先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还具食，至城下，见德钧父子在城上，行周曰：“仆与大王乡曲，敢不忠告！城中无斗粟可宁，不若速迎车驾。”甲戌，帝与契丹主至潞州，德钧父子迎谒于高河，契丹主慰谕之，父子拜帝于马首，进曰：“别后安否？”帝不顾，亦不与之言。契丹主谓德钧曰：“汝在幽州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德钧指示之，契丹主命尽杀之于西郊，凡三千人。遂琐德钧、延寿，送归其国。

    德钧见述律太后，悉以所赉宝货并籍其田宅献之，太后问曰：“汝近者何为往太原？”德钧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亡语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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