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打断了郝淑雯。何小曼无词的号叫更可怕，刹那之间让你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叫声凄厉至极，一口气好长，一米五八的身体作为笛管，频率高得不可思议，由此你得到一个证明，正是她的短小使她发出如此尖锐的声音，想想知了、蛐蛐、蝈蝈、金铃子之类。郝淑雯给她叫傻了。我们都傻了：她这样叫，一个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后来我了解了她的身世，觉得这声无词的号叫在多年前就开始起调门，多年前就开始运气，在她父亲自杀的时候，或许在弟弟揪住她的辫子说“辫子怎么这么粗明明是猪屎橛子”的时候，也或许是在她母亲识破了那件被染黑的红毛衣以及两个绒球如何做了丰胸材料而给了她两耳光的时候……

    何小曼号叫的时候，脸色紫红，印堂却青白，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但她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雯的；小郝把一件洗塌了筋骨因此疲软无比的针织衫做睡衣穿，肉粉色，原先应该是红色，由于洗过太多水完全像张煮软的馄饨皮粘贴在身体上。想象一下，小郝那夜间不设防的身体就在那下面，那些轮廓，那份饱满，她的高炮师长父亲和军医母亲给了她这身体，以及那身体后的依靠。只要这世上郝淑雯存在着，对于何小曼就是残酷。小郝这样的天体和何小曼这样的丰胸把戏，一个当然要戳穿，一个当然要号叫。

    女兵们对何小曼的歧视蔓延很快，男兵们不久就受了传染。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等夏天过去，人们对那场酷暑有了别种理解：那种毒热原来酿着大地震，酿着大人物们的大谋算，天灾和人祸老天是先知的。可此刻的我们浑然不觉，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为八一节排练新舞蹈：《红军飞渡金沙江》。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另一条腿伸向空中。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曼看上去油汪汪的，简直成了蜡像，正从头到脚地融解。快要到托举了，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军鼓铜管一块发飙，女舞者们起范儿，男舞者们趁势托腰，一个半旋，所有女兵都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地舞到男兵手臂上，而录音机突然哑了。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曼搭档的男舞者怎么的了。这是个北京兵，叫朱克，已经持续闹了三年转业，他回答杨老师说，他没怎么的呀。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舞动着半截香烟，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烟灰洒在我们的汗上。然后他跟所有人说：“我知道大家都很热，但是请不要恨我，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

    他把烟头塞回嘴角，一边回到藤椅前，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播放键，音乐再次飙起，杨老师大喊一声：“开始！”

    我们再次起范儿，重复那套动作，音乐却又停了。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指着朱克和何小曼，“你俩怎么回事？！”

    何小曼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又看看朱克。

    朱克说：“举不动。”

    朱克闹了三年转业，不好好练功，整天练健美，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

    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这么闹，就更不会让你转业。”

    朱克说：“我闹什么了？闹肚子，没劲儿，再给人家摔坏了呢。”他下巴歪歪，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曼好。

    杨老师说：“举不动可以，至少把动作来一遍。”

    大家再一次重来，起范儿，托腰……杨老师噌地站起来，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儿大，本身是靠藤子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现在起身起得太急，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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