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武汉的根基，在于土地又不在于土地。张德使出各种手段，尽数剪除了地方大族的土地所有权，这一切，江夏王李道宗是眼睁睁地看着完成的，当时还把一个儿子过继到了李道兴的名下。

    而武汉的耕地产出，又迥异于小农小地主，兴修的水利工程和新式的农耕技术，在武汉内部，张德在传达精神的时候，是直接用“农业革命”四个字来讲的。

    那么，除了武汉，还有哪些地方愿意尝试和贯彻新技术，并且愿意掏钱投入到水利工程中去呢？

    说出来有点扯淡，和华润系武汉系无关的官商集团中，只有窝在长安的太子李承乾，亲自下地带头，重新梳理了长安地区的农作方式。

    其它地区根本没有这个意愿，甚至还有人带头破坏八牛犁，带头的人往往就是小农和小地主以及“寒门”。

    对李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牢固，那自然是小农越多越好。当年“地多人少”还不觉得如何，二十年一晃，人口暴涨，李皇帝才后悔为了点小钱，把帝王事业给跑偏了。

    可谁又能想到二十年后呢？都说谋万世，谋个屁啊。

    让李董进退两难的地方就在这里，要么得罪贞观朝二十年来的新贵、新·新贵，要么得罪传统小农。

    都是坑，踩谁好呢？

    每每想起，李董不得不承认，搞皇庄自留地简直是“神来之笔”，至少还有缓冲的余地不是？

    然而恶心的地方并不是只有进退两难，如河北诸地新兴的棉花种植业，大部分棉农收获之后，宁肯掏钱补税，也不愿意缴纳棉花实物税。而且收获之后，也不愿意就近卖给河南，反而是宁肯绕道走海路，卖到江南、荆襄甚至岭南、交州。

    为什么？朝廷收购价比南方低得多的多。

    不仅如此，诸如河东地区有严格的粮税，有些河东大豪，直接借道河北，宁肯从朝鲜道、扶桑进口粮食去缴纳粮税，也不愿意种粮食。河东入太原和长安的粮税，一度出现过交州米……

    而这些交州米，他妈的还是漠南用马队运过来的。这放眼历朝历代，都没见过这样奇葩的事情。

    一个号称永远忠于圣人可汗唐朝大皇帝的蒙兀室韦老铁，不远千里，把从河北上岸的交州米，通过漠南商道，运到河东，然后交易给河东的老哥，让他们把交州米拿去缴纳税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唐朝版的国际主义精神！

    李董当然可以加征税赋，但河东河北老铁大不了继续种粮食，然后把多出来的粮食，继续卖南方去……

    归根究底，这和暴力不暴力不搭界，纯粹就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

    奈何南方不差钱，工商贸易带来的利润，让除了武汉之外的大部分主要城市，都情不自禁地多种经济作物。

    修建环渤海高速公路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消耗一下“民力”，不仅仅是契丹、靺鞨、扶余、新罗等地的“民力”，河北、辽西、辽东的汉人，同在此列。

    朝廷和河东河北诸地的“种田大户”矛盾，一度严重到需要靠羽林军护卫，然后通过行政命令来强行“征收”。中央官吏和内府局的阴阳人死太监，明里暗里都要威逼利诱不要为了高价，就把东西卖到南方去。

    其中增强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诸地农具，一度被朝廷勒令只能从官营铺面购买。甚至朝廷从诸地收购棉花之后，做成的成衣，也是要卖回当地，卖南方基本是没人鸟。

    质次价高，正常人都知道怎么选，但行政手段一动，立刻就勾走了大量诸地的收益。可以说一亩地的大部分产出，都被朝廷通过“冠冕堂皇”的手段给抽走。

    而原本这个手段，是要用在五姓七望身上的，只是没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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