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说第一条计策，就是我最早说的，你和朝廷都大力支持，先由我个人干起来，然后就跟在河东那样，完了把产业再分卖给别人。卖给谁，卖多少，这里面大有讲究，既可以增加公家的财富，又可以扩大工商阶层，进而分薄旧有世家的财力。

    第二条计策，是要专门设置一个部门统管此事，首先把工商税给抓起来“市皆有税，地方可自理，然关津之税，则不可操之于地方也，于工商为大患也。”

    汉代的市场税基本上是十税一，征收实物，同时规定租用公家场地、店铺的，可以免税，既然有明确的规定，就不怕地方官员滥征，只要严肃法纪就成。可是汉末才重新兴起的关卡税，那就没有定规啦，都由各地官员，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再加上重复征收，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就可能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物，利润一半儿进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另一半儿进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朝廷毫无所得。

    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让商贾自由往来，但在战乱未息的今天，咱还没法儿这么办地方穷困，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发薪呢，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养兵呢。说到这里，他瞟一眼曹昂，心说小子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

    曹昂当然也不傻，拱手笑道：“此言若泄之于外，他且不论。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

    曹洪曹子廉。史书上说他“家富而性吝啬”。曹操也说：“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加上他御下不严，家奴多作恶，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其实这是个误解，曹操最恨人贪污，哪怕是曹洪，若是少贪一点儿，曹操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要是真贪多了。曹操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色地带，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虽然也不是什么干净钱，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你就不能算他贪污。

    所以说，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

    是勋摆摆手：“故谓今时不宜也。”天下还乱着呢，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你不让他们发财，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得等天下太平了。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不怕他们乱来，才能这么干哪。然而“今之策也，朝廷设职以督导之，罢近途之关津”距离太近的关卡，必须得给停了，好么，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税，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啦“并定其上限，且抽其一也。则朝廷既可得利，商贾又少其害，异日罢设，也好措手。”

    在原本的历史上，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规定日后关津之税，不得高于十一也就是说，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由此可见，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额度有多高啦，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就撞见好几回收20的，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

    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不能让地方上乱收，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不用多，再十分之一就好了，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再说，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

    曹操说这条计策好一方面能来钱，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他不喜欢才怪哪。

    是勋说第三策，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其实话说起来，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马车，只要有钱，买通了地方官儿，还担心这些禁令吗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甚至更严格，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质地的衣服，可是到了中后期，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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