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俱文珍见到，屯田的射士们在麦田里每隔一段，开始种植那传闻当中的草棉。

    草棉的种植方法，经护国寺的明玄法师在寺田里两年的摸索，终于总结出一套方法，并印制成《棉圃金方》，分发给整个兴元、凤翔、泾原各处屯所坞堡，由识字的军将或军卒教授。

    现在俱文珍只见到田头，若是麦田的话，射士们在每垄间，细心地下一颗棉子，若是单纯种棉的田亩，则每隔一步远，下两颗棉子，因明玄法师在《棉圃金方》当中再三强调，草棉这种作物和稻麦等不同，只喜欢稀疏的种植，如果种植得过稠，则根本不会“结实”。

    现在为了推广种草棉，高文下令凤翔、兴元和泾原的所有军屯、羌屯和遣屯（散屯、官屯随意），每五十亩地必须匀出十亩来种棉，其他的田野里则同样间种，待到收获后由当地监司一并统购，再分发给各户抽丝织造。

    另外高岳还规定，射士、罪人、党羌等屯田同时，如完成责成令规定的收获外，允许自备牲畜和牛马垦辟新田：至于新开辟出来的田地，高岳极力鼓励种植芸薹、胡麻等经济作物，他在晓谕的牒文里苦口婆心地对军民们三令五申：“各府统统种粟麦，不出一两载灵州又有大宗谷物输入，西北谷物必贱，虽有和籴法，也必损害你等收益，不如多种棉、芸薹、胡麻，多牧犏牛、驮马，棉布、芸薹油、胡麻油可贩售于北塞，牛马则可贩售于荆南、蜀地，如此家计方不会失坠。”

    至于新的“廓坊户”政策，高岳同样为射士、将兵们操碎了心，立牒文木扎说：“射士有田，将兵有饷，然终究不是长久计——试问二代有子女为五，三代后子女便五五又得二十五，那一顷地，那三十贯饷，如何够口分？哪怕京师里为员外郎、郎中的，家口如多，也将困顿，以至于有乞食寺庙，子女冻馁者。我凤翔、兴元两府，不禁户籍、生计，出身编户、遣犯、军卒门第子弟女男者，皆可酿酒，可煎茶，可织造，可养蚕，可为脚力，可为店肆，可为读书进士”说白了，就是高岳以法令模式强制种棉，也以法令模式松弛了身份制度，开始重视商人、工匠的诉求利益——反正中央政府对基层的人身控制，已远不如盛唐前那么严格，高岳这样做，不过是考虑到了历史进程，稍微添加点个人奋斗而已。

    这时俱文珍还见到村头立着的木扎，在大尹的文字下，还附带着首诗歌，是高岳将隋末唐初的诗人王梵志的诗歌改头换面下，劝勉百姓为“廓坊户”，学习工商手艺：

    工匠须学巧；

    巧即富相报。

    身今不为奴，

    妻亦披锦衣。

    （原诗为，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为官婢。）

    俱文珍看完后，笑指木扎对鲁元山说：“这高三是个青衫进士，礼部南院庑廊下写得手锦绣文章，可谁想官做大后，却成个阿翁阿婆嘴。”

    然则俱文珍说完后，居然也有些感动起来，又说“我唐理人的官吏，绝少高三这样的婆婆嘴，绝少啊，恨不多！”

    两日后凤翔军府内，待到俱文珍进入后，高岳正笑着，和几位僚佐互相蹴鞠。

    “高尹好风雅。”

    见到俱文珍来到，高岳哈哈笑起来，将身摆重新放下，上前和这位中贵人互相致礼，“忙里偷闲，忙里偷闲，本来说要回兴元府的，可如今泾原要开水运，中贵人您瞧瞧，本尹连个妻妾都不在身旁。”

    “这如何对？”俱文珍这位内侍，是有夫人和儿子（假子，持唐朝胡化说的砖家，在讨论胡化证据时总会扯到盛行于唐朝的养子制度，说这就是胡化的标志，简直不值一哂，自汉至唐，研究胡族的史料、论文不知凡几，匈奴、鲜卑、突厥等，根本没有发觉过这些民族流行过蓄养养子的习俗。养子制度，本就是汉族氏族制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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